保定周边各县连同高阳县在内，许多民众对“山西洪洞”“小兴洲”这些地域名称，都有一种关于祖先和家园的历史记忆。随着编修村志、续写谱牒之风的兴起，人们日益对祖先、宗族的寻根探源发生了浓厚兴趣。“洪洞大槐树老鸹窝”“小兴洲”，这些伴随人们数百年的名称，又在记忆中浮现。

高阳县关于“山西洪洞”“小兴洲”的传说，与明代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据高阳县地名办公室1982年社会调查，西王庄王氏家谱记载：王氏祖王佐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小行州迁汜水（今属任丘）定居，万历年间，其四代孙王梓由汜水迁西王庄处建村；周家辛庄周氏家谱载：周氏始祖为兄弟二人，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小行州迁百尺村定居，后其一人由百尺迁居周家辛庄处建村；贺家庄贺氏家谱云：永乐二年，贺氏祖由山西洪洞小行州迁高阳三岔口定居，明末其十三世孙贺兆吉为种田方便，迁来贺家庄处建村。像这样的谱牒、碑刻所记述的内容，尚有许多。据1984年版《高阳县地名资料汇编》载，在高阳县170个自然村中，有明代移民所建村庄66个，占38.8%。

但是近年以来，随着许多专家、学者对明代移民史的深入研究，现已厘清：山西洪洞与小兴洲，是两个毫无关联的地名，一个在山西省，一个在河北省。然而，在民间为何会将两个毫无关联的地名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导致后来人混淆了自己祖先的源头？

从明初到现在，已经600多年了。期间由于社会变迁、家族兴衰、灾荒战乱，使得民间大量相关文字资料遗失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代，在破旧立新运动中，存量已经不多的资料包括谱牒、碑刻又一次被损毁殆尽。关于“山西洪洞”“小兴洲”等在寻常百姓的记忆中，剩下的几乎只有口传的零星信息了。

有专家撰文认为，保定一带的山西移民是洪武七年（公元1374年）被迁往保定府的，且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之前由政府组织的迁民均获得了当地户籍，永乐年间又重新编审过社屯，洪武移民可能已编入了土著民社，故在以后的自然村中很难看到当时山西移民的痕迹了。即便有记载者，也多为大宁都司内撤保定时随迁的小兴洲军籍人口。《清苑县志》（清同治12年版）所载似乎与此吻合：“明永乐初，迁大宁等卫军实内地，故旧家多自北口外而来我者。”

关于明代移民的次数，历来众说纷纭，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，洪武、永乐两朝共有国家组织的移民共17次。

旧《高阳县志》对明代移民，没有记载。但对明代实行社屯制，却有所反映。明代实行社屯制的基本原则，是以土著居民为社，外来移民为屯，与原土著居民混住一村者，则随之编为社（这是洪武年间山西移民的信息被淹没的主要原因）。旧《安州志》也有“明永乐初，迁民实之，社以居土民，屯以居迁民”的记载。时高阳有三屯：敦信屯（辖田村、史家庄）、重庆屯（辖南沙窝、北沙窝、漫羊庄、张家庄屯）、隆盛屯（辖野王、南延福、北延福）。另外，明代安州所属两个屯今属高阳县者：永昌屯（辖吴家庄、横道村、西陶口等）、亿乐屯（辖杨家庄、阮庄）。上述村庄除部分或改名或消亡外，多数村庄依然还在。由此可见，明代完全由移民建立的村庄数量并不很多，与今天流传于境内的传说出入很大，相差悬殊。这也说明，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就如在本地，故老相传“解手”一词就产生于明代移民的过程中。据传，明代的移民都是被迫的，老百姓是被官府绑着双手绑到目的地的。在押解过程中，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，途中需要大小便，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声：“解开手，我要方便。”时间一长，懒得多费口舌，只喊“解手！”从此，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。其实，“解手”一词早在元代就已出现。如京本通俗小说《错斩崔宁》中就有：“叙了些寒温，魏生起身去解手”的叙述，可见传说并不完全可信。

对于高阳明代移民的实际情况，因无具体的史料记载，我们只能通过更广阔的视角，去探究高阳县明代移民的背景和渊源。

由于山西移民影响的广泛深入，难免传闻与史实混杂乃至相悖。明初迁徙到保定一带的移民应该不少，但至今能见到的有价值的史料却不多。对保定乃至高阳移民史的研究毕竟不能凭借感情与传闻。如果我们说，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来自古北口外，可能仍缺乏证据。然而据史料分析，民间传闻或族谱、碑铭记载的所谓“山西洪洞小兴州”移民只能是两种情况：其一，本是山西洪洞移民，而其“小兴州”有误；其二，本是口外小兴州移民，而其“山西洪洞”有误。当然，如果能确定是来自小兴州移民的，那么其“根”则应在今河北省滦平县。

洪洞大槐树迁民的故事在华北流传甚广，尤其是保定地区历来流传着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？大槐树下老鹳窝”的说法，其实由于山西迁民影响太大，以至于后人在口口相传中把小兴州前也加上了“山西洪洞”字样，从而导致了本地移民关于组原地的记载混乱不清。

受元朝末年及明初“靖难”之役战乱的影响，中原地区人口锐减。而此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，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，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，风调雨顺，连年丰收，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人丁兴盛。再加之邻省难民流入山西，使山西南部人口甚是稠密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：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，河南人口是189.1万余人，河北人口是189.3万余人，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余人，超过河北、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。于是，洪武和永乐年间，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，从山西大量移民到河北、北京一带。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盛传许多旧家多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缘由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明洪武和永乐年间，确曾有从山西部分地区大规模移民至河北、北京一带的史料记载。迁徙的地区共有七个州：包括太原、平阳(今临汾市)、泽州(今晋城市的高平)、潞州(今长治市)、辽州(今晋中市的左权县)、沁州(今长治市的沁县)、汾州(今吕梁市的汾阳和晋中市的介休市一带)。从以上州县可以看出，移民地点为晋中、南地区，是经济富饶，民居稠密的地方，亦即《明史》所言“狭乡之民”迁至河北、北京地多人少的“宽乡”。通过有计划的移民，使饱经战乱的中原地区人口数量有所增长。这种措施较合理地调整了人口布局，比自然增殖更快更有效地增加了地域社会劳动力，以便对大量荒芜的土地和其他社会资源加以开发利用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

我们看到，以上七个州，并无“兴州”。那么，所谓的山西“兴州”是否也有移民的可能呢？抑或，《明史》对此有所遗漏呢？通过对“兴州”历史沿革和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，结论应该是否定的。

高阳县南于八村清光绪三十三年修《孙氏族谱》中，附有一篇《迁居隶籍考》载：“余族迁自山西小兴州，时为永乐二年。”“吾乡所谓小兴州者”即“山西太原之兴县，明为兴州。”但山西兴州，据《山西通志》记载：“兴州，唐、宋时名合河县，金升兴州，隶太原路。元仍为兴州，隶太原路。兴县县志记载：（兴州）中统二年改为合河县，三年复旧。明代名为兴县，隶太原府岢岚州。”“兴县，明初改兴州为县。”《山西日报》刊载的马晓东先生的文章对此说的更为具体：“明洪武二年(1369年)始改兴州为兴县。改名之由除了当时革故鼎新的大气候因素外，更主要原因是，兴县已失去了边防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，而且经过元末战乱，兴县人口仅有7806人，田赋来源还不及一个小县，其降州为县也就势在必然了。”由此可见，兴州是金、元时期的建制，明朝山西并无兴州名称，已经降州为县，改名为兴县了。同时，在历朝历代，兴县也从没有“小兴州”的称谓。南于八《孙氏族谱》中的《迁居隶籍考》推断：“不曰兴州，曰小兴州者何？”“太原兴州，在山西，土传原有小兴州之名”。这种基于传说的主观推断，不足为据。可见，有些移民后裔称先祖来自山西小兴州只是误传。山西兴县除史籍无任何移民史记载以外，从其历史地理环境分析，也无规模性移民的可能。兴县今属吕梁市，地处山西西北部，与陕西、内蒙接壤，历史上属荒远之地。也正因其人少地辟，明初才被“降州为县”。而当时明朝廷移民的原则是“古狭乡之民，听迁之宽乡，欲地无遗利，人无失业也。”因此，明初保定各县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。而且，在当代有关山西移民史的研究中，至今并未发现兴县移民的任何记载。

既然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，那么民间盛传的“根源”小兴州又在哪里呢？许多史料证明，“小兴州”确有其地，然不在山西，而在今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。《钦定热河志》卷97载：“宜兴故城在滦平县西北七十五里。金初为兴华县之白檀镇，泰和三年置宜兴县，属兴州。元初因之。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，以旧有兴州，故俗称小兴州。……盖宜兴故城址也。”康熙朝《畿辅通志》卷21载：“滦河……东南流古北口边外小兴州。”《方舆纪要》载：“城西为新营，口外三十五里为青沙岭，又五十四里即小兴州，其东即古北口。”清代阎若璩撰《潜邱札记》卷三载：“古北口外旧有小兴州、大兴州、宜兴、凤州等处。宋苏辙有《古北道中》诗：‘乱山环合疑无路，小径萦回常傍溪。仿佛梦中寻蜀道，兴州古谷凤州西。’明初隶版图，永乐中弃大宁，沦为沙漠矣。”

十分巧合的是，这里不仅有名副其实的“小兴州”，而且明初小兴州军民还“倾巢而出”地迁徙到了保定一带。与山西移民不同的是，小兴州移民属于“卫所”移民的范畴。据《明史兵志》记载：在古北口外设大宁都司，辖大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卫及会州卫、营州中护卫、兴州中护卫。当时的小兴州在大宁都司的管辖范围。《明史》卷6载：(永乐元年一月)“壬午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，徙保定，始以大宁地畀乌梁海。”《明史》卷90载：“永乐元年，罢北平都司，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，迁大宁都司于保定。”《明史》卷40载：“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本大宁都指挥使司，洪武二十年九月置。治大宁卫。二十一年七月更名。领卫十。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，侨治保定府，而其地遂虚。”当时的卫所迁移是军民一起悉数迁移的，以至“其地遂虚”。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，这里仍是一片荒原，无人居住。景泰四年(1453)“三卫乞居大废城，不许。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”(《明史》卷40)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明成祖朱棣要放弃大宁卫所，将口外广袤的土地留给乌梁海呢？对此，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。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，无民人居住，一旦蒙古入侵，难以固守，故而退据长城为守。还有史家认为，朱棣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。复旦大学史地所邹逸麟教授则认为：“十五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、环境恶化造成的”(邹逸麟《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》)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大宁都司内迁，其迁移保定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而小兴州的军属也随同卫所的迁移而移徙到保定附近的各个县乡。清同治十二年《清苑县志》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件：“明永乐初，迁大宁等卫军实内地，故旧家多自北口外小兴州而来我。”

考察高阳县尚存的家谱、碑刻，亦能发现一些与此相同的蛛丝马迹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李霨为其叔父李国棠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：“盖我上世自小兴州徙而高阳，尚已占籍邑之庞口里者，曰平福公，是为始祖。”庞口村李氏家族乾隆年间的《李氏族谱》云：“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，洪武中，以州常被○（疑为寇字）患，有诏尽徙民入内地，远祖之在小兴州者已不可考，先祖平福公占籍高阳庞口里，是为庞口李氏之始祖。”（族谱中的“洪武中”或许有误，参见明史移民记载，当为“永乐中”）。这几乎与明杨继盛《杨忠愍集》卷三《自著年谱》称：“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，国初被寇患，徙入内地，远祖之在小兴州者不可考。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县”如出一辙。庞家佐齐氏家谱载：“齐氏始祖名德，本小兴州人，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徙居高阳县庞家佐村。”

在高阳县，关于小兴州的文字记载，有多种称谓，包括小兴州、小行州、小行舟等，这是由谐音造成的。

关于大宁都司迁移到保定的史实，明天启四年《高阳县志》有如下记述：“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三月，迁大宁都司于保定，置六卫屯营，其前卫屯置于高阳者三处：利家口屯、归还屯、于留佐屯，岁入粮豆千石。”大宁都司原在口外小兴州，今属承德滦平县。根据资料调查，高阳境内明代移民多来自此处。此次移民，属军地同迁，普通移民百姓于永乐二年陆续到达境内落户。

从现存的少量家谱及其他历史资料可见，早期的史料对某一姓氏的祖源记载，还是比较清晰的，对山西洪洞和小兴州除个别情况外基本没有混淆。从美国回流的一部《科举齿录》档案中，收录了高阳县参加科考的人物17名，其中涉及明代移民后裔者6名。包括成其相、王敏卿、闫凤阁、李兆兰、张杰和李培元。史料对庞口村人成其相有如下记载：其祖上自“前明永乐间由山右迁高阳县建家庞口里。旧有家谱，自九世失落，前无所考”；对王敏卿的记载为“始祖瓒，自小兴州迁居高阳县之出岸村”(出岸今属任丘)；对闫凤阁的记载为“始祖讳贵，前明庠生，永乐二年由小兴州迁居高阳县坎苇村”；对李兆兰的记载为“迁高阳一世祖杰，原籍山西小兴州，前明永乐间迁高阳邑”；对张杰的记载为“始祖讳福禄，明洪武元年（此处的洪武，恐有误）由小兴州迁入高阳县南连城，嗣后又建家西边渡口村”；对李培元的记载为“始祖李仪，明洪武年由山右洪洞县始迁高阳县，居长果庄村”。上述史料中，除李兆兰一条将山西和小兴州混迹外，其余记载其祖源地都是非常明确的。关于李兆兰的祖源，修成于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的高阳北关《李氏家谱》序言中，开头第一句就是“余族本自小兴州”，并无山西洪洞字样。成其相一条，仅写“山右”而无其他。李培元一条则载明“山右洪洞县”。由此可以窥见，越是早期的家谱、碑铭、史料，对祖源地的记载越是清晰，并不存在地名混淆的情况。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：本县可能既有山西洪洞移民，又有小兴州移民，而山西移民的影响巨大，在平民百姓中早已形成集体记忆，在这种强大的集体记忆影响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关祖源地的传说，在山西洪洞和小兴州之间开始变得模糊起来，随之将其混为一谈了。尤其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修成的家谱中，其祖源为“山西洪洞小兴州”的记载显得非常普遍。在研究祖源时，这是一个值得非常关注的情况。

正是针对这种值得关注的情况，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说：“宋元之后，私家之谱大登于朝，于是支离附会，纷纭踳跤，私造官阶，倒置年代，遥远华胄，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。”历史学家、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也说，家谱是“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”，他在《湖南人由来考》一文中还说：“谱牒之不可靠者，官阶也、爵秩也，帝皇作之祖，名人作之宗也。”我们无意否认谱牒的历史研究价值，而是强调对待谱牒的客观态度。对于具体的姓氏、家族，厘清其“祖源地”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严肃的事情。但由于年代久远，资料匮乏，要说清楚祖先究竟来自山西洪洞还是小兴州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文化历史考证工程，需要做大量的考籍工作，不能仅凭口头传说，也不能主观臆断，更不能掺杂个体情绪。即使族谱、碑铭有文字记载，也不能望文生义，而是要经过考证历史，进行具体分析。

结论：关于高阳县明代移民“山西洪洞小兴州”一说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：⑴原籍山西，而小兴州的说法有误；⑵原籍小兴州，而山西洪洞的说法有误；⑶受山西洪洞移民的集体记忆影响，攀附其说；⑷原籍山西，充军后驻防小兴州，因而将原籍+军籍形成祖源地，但这种情况极少。